【商界名人】韩东：写作是我接近真理的道路

【商界名人】韩东：写作是我接近真理的道路

韩东背着双肩包，来到南京先锋书店。这是韩东两本中短篇小说集《狼踪》《幽暗》的发布会，在氤氲的书和咖啡香中，读者早已静候，韩东的作家朋友也为他而来。

在文学界，韩东是“第三代诗人”代表人物，亦是“新状态小说”的主要作家。

新书发布会是韩东长久写作之后的一次公开呈现。韩东坦言，这不是他最享受的，但也是他“写作”的一部分，他要对得起出版社。即使是签售这样的小事，他也认真对待。

他不同于很多提笔挥草书的作家，而是伏在案上，埋在书页中，一笔一画地写。

热闹不是他每天的生活，冷静才是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室，慢耕细作。在《五万言》一书中，他写：“三十岁的时候我推崇天才，四十岁仰慕大师，如今我

只向匠人脱帽致敬。”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也愿以匠人身份示人：克制、自律。每天早晨九点多，他来工作室写作，直到下午五点。在饭局上，提到放任自流的不羁生

活，韩东连连摇头。“都不愿意从最基本的开始……真的是满眼皆天才，看不见一个老实人。”

这样“务实”的韩东，让人很难想起，他是那个搞了一场“断裂”文学行为的韩东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韩东开始诗歌创作，当《有关大雁塔》《你见过大海》问世，韩东成为了文坛绕不开的话题。他以口语诗的民间态度，挑战“朦胧诗”的知识分子写作，这种

反英雄、反传统的立场，让韩东成为“第三代诗人”的代表。

在此之前，艾青、臧克家等被称为“第一代诗人”，顾城等“第二代”被称为“朦胧诗人”。

90年代，韩东开始中短篇小说写作，其《障碍》《在码头》《古杰明传》等篇目引发评论界关注，韩东也成为“新生代小说”的主要代表之一。直到新世纪，韩东进入长篇

小说的写作，创作了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《知青变形记》等作品，成为诗歌、小说双峰并立的作家。

世纪之末，韩东与朱文发起的“断裂”文学行为，使他成为传统话语权威的挑战者。

1998年5月，朱文与韩东给全国73位作家发出一份问卷，问题围绕中国文学展开，收回55份。对这一问卷，韩东自己的回答尤其引人注目，其中一句说道：“当代汉语作家

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。”韩东不喜欢“专业作家”那种没完没了开笔会、办活动的生活方式，发起“断裂”就是要和这样的生活方式断开。

在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，《南方周末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次文化事件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在饭局上，年轻作家还是会聊到这件事。但相比过去，韩东

更在意当下的创作。诗人于坚作为韩东多年老友，对他新作的评价是：“韩东在小说中写朋友是有变化的。以前写得比较犀利，现在写得比较轻微。”

韩东也在弥合“断裂”，在具体的环境中，观察可能的文学的路径。“组织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，这些具体的人对文学持什么样的态度，对作家持什么样的态度，非常重要。

”他获得了他当年所批评过的奖项——他的诗集《奇迹》在2022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，颁奖词是：“洗练而精密，宽远而平和，提示了凝视和感知日常生活的特别视角。”

了解韩东的人确信他的真诚，同时，也不乏声音认为他背叛了自己曾经的立场。诗人高星对韩东的评价是：“他能够颠覆过去的认知，是一个心胸敞亮的人，而且有勇气把

这种改变公之于众。”

思考从未停止。一个宁静的下午，韩东在工作室讲述了他创作的故事和人生感悟。

“无能拯救了我”

写作，既是我热爱的，也是我有把握的。从诗歌、小说，到业余弄话剧、电影，在我都是创作，没有高大上的理由。我只能干这件事，因为情商不高，智商也堪忧，和社

会贴得比较近的事基本上干不好。无能拯救了我。

苏童曾说我是中国的雷蒙德·卡佛，大概指语言上的简洁。我喜欢契诃夫，卡佛也以契诃夫为精神导师。实际上，我写小说的时候，卡佛还没进入中国市场。我读到卡佛

后，在我的评价体系里，他并不是一个一流作家。和他同时代的布考斯基更厉害，很多人关注他是因为他是酒鬼、色狼，一直混底层，写的内容不堪入目，实际上他的小

说技术非常了得，是绝世高手。布考斯基始终被主流文坛排斥，卡佛则过于规矩了。我喜欢布考斯基的小说艺术，但并不欣赏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。

文学有流行的现象，也有永恒的经典。有一阵，中国文学圈流行苏俄文学。改革开放后，欧美文学进来了，苏俄文学就不太流行了。后来，大家又去读俄罗斯文学。现

在，人们关注网络热点，热一阵，然后就不再关注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被持续关注的作家凤毛麟角，持续关注一个作家的写作，成了一种奢侈。除非你抵达了一个“永恒”

的位置，比如鲁迅、顾城、海子、余华等作家，不用说，大家也都知道你写的那是经典。

我开始写小说时，我们那一伙被誉为“新状态小说”，火过一阵，接着70后的“美女作家”写作就起来了，棉棉和卫慧之争还成了媒体的热点话题。当时的动静非常大，但是

现在，你们都不知道这回事了。这样的现象不可能持续，这些作家如今写作的进展也很少有人关注。

如果一没有动静，就生怕自己被遗忘，这种心态是非常搅扰写作者的写作的。

有的作家不靠写作生存，我不是。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是绑在一起的。一个是养家糊口，保证再生产。还有一个层面，完稿了并不算，还必须有地方出版，抵达到想读的

人手上，并且获得评论、议论的机会。如果能抵达到愿意读这样的小说的人手上，我就再无所求了。

大多数时候，韩东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室，慢耕细作。

我以写作为生，还以文养文，这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但我从没有想通过写作发大财过名流生活。至于是不是进入文学史，并不是由我决定的事。

成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成功有令人陶醉的地方。大红大紫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具体的。比如每天有五个活动、四个会议，东跑西颠。这种生活方式和一个作家的写作是相悖

的——你没时间写作、没心情写作，尽享荣誉，各种热闹喧哗，你沉浸其中。

我想写得好，想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，经常会碰到障碍。比如一个合适的词，怎么也找不到，或者一段写得不够好，返回来重写。也有人写小说闭着眼睛写，也没有问题，

我不属于这一类作家。我属于海明威这类高度敏感的作家，在写作上的自我期许又比较高。海明威写短篇，有的开头开几十遍。王小波写《黄金时代》，据说也写了几十

遍。就像有洁癖一样，明明完成度已经很高了，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种习惯或者说写作强迫症是如影随身的，不少作家都是这样，几乎就是一种职业病。

海明威在《流动的圣节》里写了很多和文艺界交往的故事。他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写作，描绘得很生动，抬头看见一个美女，海明威想，她在等谁呢？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

他又埋头继续写了，很沉浸。写完之后，抬头再看那个女的已经不见了，海明威于是产生了一种“甜蜜而空虚”的感觉。我认为，他最后自杀，和写作碰到障碍是有关系的，

这种障碍，很大原因也在于海明威成了一个明星，再也写不了或者写不好了。

无人可医的焦虑

关于我的写作，说句不太好听的话，几乎天天碰到小瓶颈。遇到这种瓶颈，需要琢磨、思考、读书。我缺少顿悟、突变这些传奇性的时刻。我所有的变化，都是逐渐发生

的。

我读曹寇的《鸭镇往事》，因为要向后辈学习，边读边做笔记，写了4000字。《上海文化》约我写谈波的稿子，我一再推辞，因为命题作文我实在写不了，就想用写曹寇

的这篇交待，《上海文化》留用了写曹寇的这篇，谈波还是让我写。于是我只有答应了。7月份交稿，现在我已经开始焦虑了。

我焦虑表现是这样的，很多事情我不答应，但是我一旦答应一件事，从来都是提前十天半月甚至一个多月完成的。有一些人对付这种事就很轻松，快到截稿日期了，编辑催

了，这才开始干活。其实我很羡慕这样的人，不像我那么焦虑。

我经常说，写作处在一种“半明半暗”的状态里，是非常合适的。你如果完全在黑暗中写作，不见光，可能会写得灰心丧气，灰溜溜的，甚至写作这件事能不能维系下去都不

知道。我们对自己得有一个正确的估计，不可高估，你以为你能抗击所有的东西，能在完全的黑暗中继续，但未必如此。有的人花一年写了一本书，花三年做效果，这是

另一个极端，我也不赞同。

写作令我着迷和上瘾，在这个瘾里，痛快，痛快，痛和快是连在一起的。写不下去时，自我怀疑时，灵感枯竭时，就是“痛快”里的“痛”，解决问题，飞驰而过，就是“痛快”

里的“快”了。整件事就是令人上瘾而痛快，否则我也不会写作了。但是整体说来写作又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大部分时光是痛苦的，但是为了那一小段高潮的飞的体验，

你宁愿经历所有这些痛苦。

我把宝都押在写作这件事上了。写作不单纯是我的一项技能，也是我的身家性命，甚至是我的全部，可能还是我接近真理的道路。

每天早晨九点多，韩东到工作室写作，直到下午五点。

大家对我的评价，很冷静很理智。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心旌摇曳、大动肝火。但是，小鲍（韩东妻子）说，我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大叫，歇斯底里地大叫。一个月前我哥哥

去世，因为有心理上的准备，得知消息后我表现很平静。后来小鲍告诉我，当天晚上我不仅在睡梦里大叫，还坐了起来拼命擂床。我完全不知道。

七八年前，我跟朋友去丽江束河住小旅店，隔音不太好。早上其实我已经醒了，听见住隔壁的哥们对他女朋友说，“老韩还没叫呢，你注意听，他马上就要大叫了。”

边缘与主流

写作40年，我经历了不少人和事，也看见了周边一些朋友的选择和沉浮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很多文学青年下海了，不写了，有些发了财，成了经理、董事长、老总，或者有了自己的公司。

我有在生意场比较熟的朋友，都是在年轻时代认识的。后来，大家走了不同的道路。如我在《五万言》提到的：“有人富了，有人依然很穷。那可是人生巨变，令人印象

深刻。但思虑千万不要停留于此。”

那时大家都很年轻，不管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而言，普遍地处于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。中国的变化太大，当时他们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世界尽在囊中，特别是有了商业上

的成就后，一度指点江山，谈一些很大的话题，愿景或者规划。再度见面，彼此似乎已经不认识了。大家仍然很亲切，但在价值观上、语言方式上就有了差别。

和成功人士交往，我确实是有一点心理障碍。他们也愿意和我交往，但我总是敬而远之，问题在我。时代的变化太大，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对我来说是比较恐怖的，

因为没有那样应变能力。

2016年，我拍电影《在码头》，也是从一个念头开始，对电影行当其实一无所知。实际上我是自己电影的总制片人，要和四个方面的人打交道，投资方、审查制度、专业

团队以及拍摄地的地方政府。一些朋友要赞助我，给我钱，但我没有接受，因为和自己有一个约定，就是不拿私人的钱，包括我自己的钱，当然了，我也没有钱。虽说如

此，在启动阶段我借了高利贷。

韩东认为，写作处在一种“半明半暗”的状态里，是非常合适的。

也是在这一时期，我突然发现，拍电影所需的各个环节上，我需要合作的各个部门、领域都有诗人，那就好办多了。只要你是诗人，写过诗，就不可能不认识我，不可能

不买我的账。实际上，最后我还是利用了我的诗人身份，打通了各种关节。最后帮我忙的，都是诗人。

如今，三十年过去了，当年事业有成的老朋友开始怀旧，我们的共同话题又变多了。他们当年衡量世界的标准也有了变化，除了世界大事、国家走向，也注意到了一些小

事，或者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的事。比如听听音乐、关注动物，和老朋友喝茶、聊天、忆旧——当年这些是不可想象的，或者没有时间。他们除了看到了社会的主流，也看

到了社会边缘处一些细微的东西。我反而觉得，他们的视野变开阔了。

我的这些朋友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面临退休。退休前人在其位，不免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辐射，造就了并非那么真实的自我认知，退休之后就有落差。我也有虚假的自我，

比如我是一个诗人，是个“著名作家”，大家因此而尊敬你、听信你。在这些事情上，我们都到了这样的人生阶段，需要进行反思、反省。

当然对我来说，退休之前，退休之后，我都是每天到工作室来写作的。